约二十五六的学子，名叫郑文远，出身荥阳郑氏旁支，算是世家子弟，但他自幼不喜经学，酷爱算学、地理，因家族压力与个人兴趣的冲突，最终选择进入相对“非主流”但更能发挥所长的格物院。他面容端正，此刻却因激愤而有些发红：
“沈兄，刘兄，还有诸位同窗！尔等所言，皆是事实，郑某不否认！李相在水利、海运、格物等方面，确有建树，对在座诸位，包括郑某，亦有提携之恩！然，此乃小善，掩其大恶！”
他深吸一口气，提高了声调，力图压过堂内的嘈杂：“吾等评价一人，尤其是宰辅之臣，岂能只见其利，不见其弊？只见其功，不见其过？李相执政数十载，其过有三，皆为大害！”
“其一，专权跋扈，堵塞言路！自其得势，朝堂之上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多少忠直之士，因直谏而被贬黜、流放？他重用酷吏，罗织罪名，打击异己，致使朝堂噤若寒蝉，唯有阿谀奉承之辈得以高升！此非权奸而何？我格物院能存，不过因我等所研，于其新政有用耳！若我等议论朝政，触其逆鳞，下场又会如何？”
“其二，与民争利，盘剥天下！市舶司垄断海贸，巨利尽归内库、少府，民间海商凋零。各地矿冶、盐铁、乃至新式工坊，多被官营或与权贵把持，寻常商贾难以染指。名为‘富国’，实则为陛下与其党羽敛财！更兼赋税名目繁多，永昌以来，百姓负担，果真轻了么？恐怕未必！不过是财富集中于朝廷与少数人之手罢了！”
“其三，也是最为根本之过！” 郑文远语气沉痛，“坏人心，乱法度，毁我千年礼教根基！他重吏治而轻德化，重实利而轻仁义，致使天下之人，竞逐财货，汲汲于功利，而鲜廉寡耻！他提拔寒门、匠人，看似公允，实则混淆士庶，败坏科举取士之制！长此以往，士大夫风骨何在？天下道统何存？我观其新政，看似富强，实则如饮鸩止渴，坏我立国之本！其开拓海外，更是穷兵黩武，虚耗国力，以中华之物力，结与国之欢心（指赏赐、贸易顺差外流等争议），实非长治久安之道！”
郑文远的观点，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出身较好、或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学子（即便他们在格物院学习）的忧虑。他们承认李瑾的部分“事功”，但认为其手段不端，动机不纯（如敛财、固权），更重要的是，其政策导向从根本上冲击了他们所珍视的“士农工商”等级秩序和道德价值体系。在他们看来，李瑾是一个危险的、破坏传统的“法家权术之徒”，其“事功”是以牺牲更根本的“道统”和“人心”为代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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