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盐铁会议”等带有“公议”色彩的形式，指出其虽不完善，但蕴含“集思广益”的智慧。他设想，在“君主”作为国家最终象征和仲裁者的前提下，能否建立一个由“贤与能”（通过改良的科举、荐举等多种渠道产生）组成的、稳定的“议政”机构？这个机构不取代君主，但负责重大政策的辩论、起草和监督执行，其决议需经君主认可（形式上的），而君主的重大决策也需经其审议（实质上的）。他强调，这种“公议”必须基于明确的、公开的规则（“法度”），其成员的产生和运作也需有章可循，避免沦为党争或私利的工具。这实际上是“议会制”雏形的最隐蔽表达。
4. “根本法”（宪法）的概念：这是李瑾思想中最具现代性、也最危险的一环。他借用了“祖宗成法”、“先王之道”、“国之宪章”等传统词汇，但赋予其新的含义——即一部规定国家根本制度、权力分配框架、君臣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、相对稳定、不易轻易变更的最高法则。他暗示，这样一部“根本法”的存在，可以为政治运行提供稳定预期，减少因君主更迭或个人意志带来的剧烈动荡。虽然他没有，也不可能明确提出“限制君权”的字眼，但“根本法”一旦被理解为高于君主一时诏令的存在，其革命性就不言而喻了。
在阐述这些“问题意识”时，李瑾极力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被视为“反叛”或“不敬”的词语。他通篇采用“设问”、“探讨”、“以史为鉴”、“防微杜渐”的口吻，反复强调其出发点是“巩固社稷、永保治安”，是“爱君忧国、谋及万世”。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“深谋远虑的忠臣”或“忧心忡忡的老臣”，而不是一个“叛逆者”。这是他的保护色，也是这些思想可能被后世偶尔读到时，不至于被立刻焚毁的护身符。
除了理论构建，李瑾也开始考虑这些“遗产”的具体传承方式。公开刊行是自寻死路，也会立刻招致毁灭。他选择了几条路径：
• 隐秘手稿：将最核心、最系统的《思危录》和那篇自序长文，用特制的纸张和墨水誊抄数份，加上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密封（这是他利用有限化学知识能想到的），分别装入防潮防腐的铜匣或玉函。他计划将这些匣函，以各种极其隐秘的方式，藏匿于几处绝对安全、且只有他（或许加上一两个绝对心腹，他尚未最终决定）知道的地点。可能是某座著名寺庙的佛像腹中（如他早年有恩于的洛阳白马寺），可能是皇家秘库的夹层，甚至可能委托给远赴海外、关系特殊的某个藩王（如与他理念上偶有共鸣的某个皇子），令其代代秘藏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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