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昌十二年的秋冬，洛阳城是在一种微妙而紧绷的气氛中度过的。皇太孙李昭的离世，如同在帝国心脏上剜去了一块血肉，留下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。而“选贤不选长”的潜流，则在这个伤口上，又撒下了一把隐形的盐。朝堂之上，关于国本的议论虽因女皇的强势表态和“诸王并观”的决策而暂时从公开转向半公开，但暗中的较力、观望、揣测，却一刻也未停歇。后宫之中，几位皇子生母及背后家族，更是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，既渴望自己的儿子能脱颖而出，又恐惧行差踏错，招来祸患。
然而，在这片看似因继承人问题而略显凝滞甚至内耗的政治空气之下，另一股力量却在沉默而坚定地涌动。这股力量的源泉，来自仙居殿和东宫，来自那对刚刚经历了丧亲之痛、并下定决心要以一种非常规方式挑选继承人的母子心中，那份将对逝者的无尽思念与爱，转化为更强大、更执着动力的深沉寄托。
对武则天而言，紫檀木匣不再仅仅是孙儿的遗物，更成了一种象征，一种鞭策，一种必须完成的承诺。 她将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批阅奏章疲惫时，会打开看一眼那些熟悉的字迹；遇到棘手政务时，会下意识地摩挲匣盖，仿佛能从中汲取智慧与勇气。她处理政务的效率甚至比以往更高，但对细节的苛求也达到了新的程度。朝臣们发现，女皇陛下似乎将丧孙之痛带来的所有情绪——悲伤、遗憾、愤怒、不甘——都压缩、锤炼成了对政务近乎偏执的专注与严苛。
她开始以更大的力度，推动那些与李昭遗稿思路相合的，或是在遗稿启发下深思熟虑的新政举措。
关于“增实务之科”的诏令，在狄仁杰、魏元忠等人反复斟酌、数易其稿后，终于正式颁布。诏书明确，自下一科（永昌十五年）起，进士科试策论，将大幅增加对钱谷、农桑、水利、刑名、边备等时务的考察比重，经义与实务策问并重。同时，正式设立“明法科”（考律令、判例）、“明算科”（考算学、历法、度量）、“明工科”（考营造、水利、器械），与明经、进士科并列，及第者同享出身，量才授官，不得歧视。 诏书还鼓励国子监及各州县学，增设实务课程，延聘有实际经验的官员、匠师授课。此诏一出，天下哗然。支持者认为切中时弊，反对者则斥为“舍本逐末，败坏斯文”，更有保守士大夫痛心疾首，认为这是动摇儒家经典、圣贤之道统治地位的先兆。朝堂之上，为此争论不休。
武则天面对汹汹争议，态度异常强硬。她在一次专门讨论此事的御前会议上，罕见地动怒，将几份言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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