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思考：文明的兴衰是否有规律可循？大唐今日的鼎盛，在更宏大的时空背景下，处于何种位置？
李瑾在与馆内学者讨论时，曾感叹：“读波斯史，方知其昔年之强，不亚于汉；其衰也忽焉，为天方（大食）所并。观拂菻事，其国千年，分分合合，强敌环伺，至今犹存。可知国之盛衰，岂有常势？我朝今日之盛，岂可视为当然？唯有居安思危，励精图治，方能使国祚绵长。” 这种从外部文明兴衰中汲取的历史纵深感和忧患意识，是单纯研究本国历史难以获得的。
最后，是民间层面世界想象的发酵。
官方和精英的认知，最终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到民间。尽管《永昌寰宇略图》和《异域方舆纪要》是秘藏或小范围流传的，但其中一些奇闻逸事、风物描述，经过说书人、戏曲作家、笔记小说家的加工改造，变成了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故事。
酒肆茶楼里，开始出现新的“说话”题材：讲述“大食勇士三盗呼罗珊宝库”、“拂菻巧匠智造木头飞鸟”、“天竺王子舍身饲虎”、“僧祇岛巨人国奇遇”之类的传奇。这些故事真伪杂糅，充满想象，但无疑极大地拓展了普通唐人的精神疆域。他们可能一辈子不会离开家乡百里，但他们的脑海中，开始有了关于极其遥远国度的模糊而有趣的印象。
一些原本被视为荒诞不经的古老地理志怪传说，如《山海经》中的奇禽异兽、远国异人，在新的海外见闻刺激下，似乎又获得了某种“现实”的注脚。人们会想：原来南方真有“昆仑奴”（虽然此昆仑非彼昆仑），西方或有“大人国”、“小人国”的夸张传闻？这种想象与现实的交织，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遐想。
苏琬敏锐地记录下了这种心态的变迁：“……永昌以还，谈‘天下’者渐稀，论‘四方’‘海外’者日众。昔者，言及城外，不外‘胡’‘蕃’‘夷’‘狄’，语多笼统。今则能辨大食、波斯、拂菻、天竺之异，能道昭武九姓、吐火罗、罽宾之别，能言林邑、真腊、室利佛逝之风。虽仍多臆测讹传，然世界之大，邦国之众，物产之奇，人心之异，已如一幅渐次展开的巨画，虽边角朦胧，然轮廓已显，色彩日丰。 贩夫走卒，或亦知极西有国曰拂菻，商人浮海可达僧祇；文人墨客，诗文中‘胡’字渐少，而代以‘波斯胡商’、‘大食宝刀’、‘昆仑舶’等更具体之词。此非仅词汇之变，实乃眼界之开，心胸之拓也。”
“世界在眼前”，不仅仅意味着知道了更多地名和奇闻。它意味着认知框架的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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