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更遥远地方的信仰传说。有天竺商人提及的“崇拜牛、猴、鼠、蛇等为神，任其游走市井，不捕不杀”；有北海（可能指波罗的海地区）胡商描述的“崇拜雷神、战神，以活人（通常是战俘）献祭，悬其头颅于圣树”；有海客传闻，东海之外有“三神山”，其上之人“餐霞饮露，长生不死”，或南方瘴疠之地有“巫蛊之术，能以咒法驱役鬼物、伤人于无形”。
这些信仰，在绝大多数唐人看来，或是愚昧无知（如崇拜动物），或是凶残暴虐（如活人祭祀），或是虚妄荒诞（如长生不死），或是邪恶阴毒（如巫蛊）。与经过高度哲学化、心性化的中土佛教，以及强调“敬天法祖”、“天人感应”的儒家、追求长生但体系复杂的道教相比，这些信仰显得原始而粗陋。尽管朝廷对景教等采取了有限容忍政策，但对这些更为“怪力乱神”的异域信仰，主流态度是鄙夷和排斥，认为它们不值一哂，甚至是“乱政惑民”的邪术。
这些光怪陆离的“异域风俗考”，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持续而热烈的讨论。朝堂之上，常有人引述某条骇人听闻的习俗，作为“夷狄之辈，不可同于中国”、“需严华夷之防”的论据。士林清议中，则既有严厉的批判，认为这些记载证明了“圣人之教，唯我华夏”，夷狄亟待教化；也有少数声音，在震惊之余，开始思考风俗与地理、气候、历史的关系，试图理解其存在的“合理性”，虽然这种理解往往带着居高临下的怜悯。而在市井坊间，则更多是作为奇谈怪论、茶余饭后的消遣，满足了平民百姓对广阔世界的好奇与想象，也无形中巩固了普通唐人“生活在世界中心、最文明之地”的朴素认知。
这一日，武则天在宫中召见李瑾、上官婉儿及几位近臣，特意问及此事。她饶有兴味地听上官婉儿摘要念了几条最“惊人”的风俗记载，脸上露出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。
“众卿以为，此等夷俗，于我大唐，可有可鉴之处？抑或，纯为荒诞无稽，一笑置之便可？” 武则天扫视众人，目光最后落在李瑾身上。
一位老臣立刻拱手道：“天后，此皆蛮貊陋习，悖逆人伦，骇人听闻。足见夷狄之未开化，远逊中华。 我只当奇闻异事观之，断无可取。更当引以为戒，使我百姓知礼义之可贵，圣化之隆盛。”
另一较为开明的官员则道：“陛下，风俗之成，或因地理，或因气候，或因历史渊源。夷狄处荒僻之地，生计艰难，教化不及，故有种种怪诞之行。我朝怀柔远人，对其风俗，可存而不论，然断不可效仿。其有益民生之小术（如某些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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