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兰克使团的到来，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，在洛阳乃至整个帝国上层社会中，激起了远比表面所见更为深远、复杂的涟漪。如果说那些新奇的贡物、异域的风情，满足了唐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，那么随团而来的那几十名黑袍僧侣及其所虔诚信奉的“景教”，则悄然触碰到了一个更为敏感而深邃的领域——信仰与思想。
“景教”，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，其实并非初次踏上大唐的土地。早在太宗贞观年间，便有该派传教士阿罗本跋涉而来，获准在长安译经传教，所建寺院初称“波斯寺”，后改“大秦寺”。然而，其传播一直局限于西域胡商、少数外来侨民以及极个别猎奇的上层人士中，影响微乎其微，在儒释道三教鼎盛、民间信仰繁杂的中原，它更像是一个边缘化的、略带神秘色彩的异域存在，远未形成气候。
此次法兰克使团的到来，尤其是使团副使约翰主教的身份及其明确的传教意图，却为景教在大唐的传播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关注。一方面，使团作为“法兰克王”的正式代表，其宗教背景自然得到了朝廷最高规格的、哪怕是表面的尊重；另一方面，武则天、李瑾等人对“远西”学问、技艺的开放态度，也在客观上为附着于其上的宗教思想，打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。
约翰主教是一位学识渊博、意志坚定且富有策略的传教士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在这样一个文明高度发达、拥有自身成熟思想体系的帝国，想要像在欧罗巴蛮族中那样直接宣讲福音、使人皈依，是极其困难甚至危险的。他采取了更为迂回、也更符合东方智慧的策略。
首先，他并未急于公开布道，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语言的攻克与经典的“适应性”翻译上。在鸿胪寺划定的四方馆区域内，他带领随行修士，如饥似渴地学习·汉语，尤其是书面文言。他们与鸿胪寺指派的译语、以及一些对西方学问感兴趣的学者（包括少数被允许接触他们的女官，如负责记录的上官婉儿麾下文吏）频繁交流。约翰主教发现，直接使用拉丁文或希腊文的“God”、“Christ”、“Holy Spirit”等词汇，不仅难以理解，更易引发抵触。于是，他深入研究佛道经典用语，尝试用唐人更能接受的词汇来“格义”。
他将“God”译为“天尊”或“**”，将“Christ”译为“景尊”或“弥施诃”（Messiah的音译），将“Gospel”译为“福音”，将“Bible”的部分经卷参照佛经样式译为“经”，如《序听迷诗所经》（《耶稣弥赛亚经》）、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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