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共同的大敌面前，迅速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语言。一封封密信在各地飞驰，一个个或明或暗的联盟在形成。反对的声浪，从朝堂蔓延到地方，从公开的奏疏演变为地下的串联、舆论的煽动和软性的抵抗。
这股汹涌的暗流，很快便以各种形式，反馈到了长安的决策中心。
政事堂内，关于新法细则的争论异常激烈，几乎每日不歇。狄仁杰作为主持者，焦头烂额。反对派官员引经据典，哭天抢地，甚至以辞官相威胁。支持者（主要是部分寒门出身、理念较新的官员，以及被李瑾说服的务实派）则据理力争，但人数和声势上明显处于下风。更让狄仁杰忧心的是，地方上关于清丈工作受阻、甚至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报告越来越多，其中不少明显有地方豪强在背后煽动的痕迹。而来自江南、山东等地关于“民情汹汹”、“商路不畅”的奏报也雪片般飞来，虽然语焉不详，但其中的威胁意味不言而喻。
甚至连宫廷之内，也感受到了这股压力。 一些与地方世家有姻亲关系的嫔妃、宦官，开始在各种场合，用各种方式，委婉或直接地向武则天进言，诉说新法之“酷烈”，可能引发“民变”，动摇国本。太子李弘，武则天的长子，性格仁厚，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，且与许多世家大族关系密切，在几次问安时，也流露出对“士绅一体纳粮”可能导致“士林离心”、“天下动荡”的深深忧虑，虽然未直接反对，但其态度已让武则天和李瑾感到不悦和警惕。
而民间的舆论场，在反对势力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下，也开始迅速转向。 一些原本就对新政、对“牝鸡司晨”心怀不满的守旧文人，捉刀代笔，写下大量抨击文章、诗词、匿名揭帖。他们不敢直接攻击武则天，便将矛头集中对准了提出“祸·国殃民之策”的太子李瑾和户部尚书裴延庆。李瑾被描绘成“年幼无知，受奸佞蛊惑，妄改祖制，荼毒士林”的昏聩储君；裴延庆则是“刻薄寡恩，媚上邀宠，欲陷陛下于不义”的酷吏。这些文章以手抄本、私印小册的形式在士人中流传，甚至有些胆大的小报，也采用影射、比喻的方式，含沙射影地批评朝政。
“商鞅刻薄，卒遭车裂；王莽改制，身死国灭。 前车之鉴，可不慎乎？” 一篇文章如此写道，虽未点名，但时人皆知其所指。
更有一些流言在底层百姓中悄然传播，将清丈田亩、一体纳粮与“加赋”、“盘剥”简单地划上等号，煽动不明真相的农民对朝廷产生不满。尽管朝廷的《神都旬报》和一些支持改革的小报尽力解释新政旨在“均平赋役”、“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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