份淡定与从容，是历经数百年佛教东传、胡风浸润后，所形成的强大文化定力的体现。
“天下译馆”的藏书楼里，安静中涌动着思想的潜流。
一位来自大食的学者，正捧着一卷刚刚翻译出来的《伤寒杂病论》草稿，如获至宝，通过译语人，与一位太医署的老医师低声探讨着“辨证施治”、“阴阳五行”与“四体液说”的异同。不远处，几个年轻的书吏，正在将译自拂菻（拜占庭）某手稿的、关于建筑力学的片段，与《营造法式》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对比、注解。他们时而蹙眉沉思，时而低声交流，时而提笔疾书。
没有“天朝上国”的倨傲，也没有“蛮夷之术”的鄙薄，只有一种平等而专注的求知态度。翻译、学习、研究外邦典籍，不再被视为“奇技淫巧”或“猎奇”，而是被纳入一个庞大的、系统性的“知识整理与再创造”工程之中。大唐的学者们，以我为主，用一种从容的审视、批判的吸收、智慧的转化态度，对待这些来自异域的智慧。合用的，拿来，消化，改进；不合用的，或存疑，或批驳，或搁置。这份自信，源于对自身文明知识体系的深厚底气，也源于“天下学”理念所赋予的开阔视野。
傍晚，夕阳给长安城披上金辉。曲江池畔，画舫如织。一艘华丽的游船上，一场小型的诗会正在举行。与会者除了几位长安名士，还有两位新罗留学生，一位来自吐蕃的贵族子弟，和一位粟特富商（已高度汉化，能作不错的汉诗）。他们以“长安秋色”为题，分韵赋诗。唐人诗作，自是气象开阔，格律谨严；新罗学子的诗，虽略显稚嫩，但用典准确，看得出下了苦功；吐蕃贵族则用质朴的语言，描绘了长安的繁华与家乡雪山的辽阔，别有一番风味；那位粟特商人，则用商人的视角，写下了“万国舟车聚，珍奇市易通”的句子，虽少文采，却贵在真实。
诗成，众人品评，笑语不断。没有因为身份、国籍的差异而有所偏颇，评判的标准，是诗本身的气韵、格律、意境。那位粟特商人的诗，因其独特的视角和真实感，反而得到了不少赞赏。诗会结束，众人相约下次再聚，地点定在一位新罗留学生推荐的、他认为很地道的长安酒肆。
这种超越国别、阶层、职业的雅集，在长安的文人圈中，正悄然流行。文化的自信，在这里体现为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和包容力。它吸引着四方之士前来学习、模仿，又从容地接纳着他们带来的不同色彩，最终将其融入自己博大绚烂的文明画卷之中，使其变得更加丰富、多元，而内核依旧鲜明、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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