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钱，岂可浪费于此类不急之务？”
反对之声，大多集中在“华夷之防”、“道器之辨”、“泄密之虞”、“耗费国帑”以及“淆乱学统”几点上，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，尤其是清流、保守派官员的普遍忧虑。
李瑾神色不变，静静听着。待反对之声稍歇，他方才出列，向御座上的武则天行礼，然后转身面向众臣，声音清朗而坚定：
“诸公之忧，瑾非不知。然，诸公只见其弊，未见其利，更未察当今之世，已非昔年可比。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殿中诸臣：“华夷之辨，首在文明高下，而非血统地域。 我华夏文明，能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正在于其有包容并蓄、与时俱进的胸怀。战国时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国势大张；汉武时，张骞凿空西域，引来苜蓿、葡萄，增益民生，此皆善用‘夷’长以强‘夏’之例。佛学自天竺而来，初时亦被视为‘夷教’，然经数百年融合，已成我华夏文明之重要组成部分，滋养文学、艺术、哲学，其功岂可抹杀？今之天竺算学、大食医药、波斯工巧，安知非他日之佛学，可补我文明之阙？”
“道与器，本非对立。 圣人制器尚象，以利万民。无器，道何以载？无百工之巧，无格物之实，何来社稷之安，民生之富？去岁关中大地震，若无‘格物’之法指导抢险防疫，以工代赈，焉能迅速恢复？此‘器’之用，关乎万千生灵，岂是‘小道’？学问之‘道’，亦当包容这利国利民之‘器’。固守陈说，鄙薄实学，实非圣贤本意。”
“至于泄密之虞，” 李瑾语气转肃，“奏疏中已言明，核心技艺，关乎国本军机，自当严加保守，此乃国之常情，亦为诸国通行之则。然，通用之学，如基础算数、农桑要略、普通工巧、寻常医方，传播于世，有利无害。彼等学去，可改善其民生，促进其生产，其地物产丰盈，商路方能更畅，于我贸易亦有大益。且我输出者，多为整理、系统化之知识，彼纵使得之，欲追我步伐，亦需时日人才。而我，却可借此交流之机，系统获知彼方所长，取长补短，始终领先一步。此乃以我之有绪，对彼之无序；以我之系统，对彼之零散，何惧之有？闭门自守，固然无泄密之虞，却也断绝了获知外界新知的可能，犹如盲人行路，岂能久安？”
“耗费国帑，更是短视。” 李瑾继续道，“译书、建馆、延师，所费看似不赀。然学问流通，知识汇聚，其利长远。一良种可活万人，一良方可救千命，一良法可省亿兆工。今日译一书，明日或可启发一巧匠，改良一器械，增益百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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