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”）。而太子一系提出的“缓行”建议，武则天又往往留中不发，或直接驳斥。于是，许多政令就在这种拉扯中，或拖延不决，或执行走样，效率极其低下。
最典型的例子，便是关于“清丈田亩、推行新税法”在河北、河南两道以外地区推广的争议。革新派主张趁热打铁，尽快将成功（至少是部分成功）的经验推广至全国，尤其是江南、淮南等财税重地，以尽快改善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。此议在政事堂提出，立刻遭到强烈反对。反对者认为，河南、河北试点已引发诸多“民怨”，当吸取教训，完善细则，不可贸然推广，否则恐激起更大动荡。双方争执不下，议案提交紫微宫。
武则天览奏后，朱批：“国用不足，边饷急迫，新法行之有效者，当速推行。着政事堂、户部、尚书省详议推广细则，限一月内奏报，不得拖延。”
批复发回政事堂，支持新政的官员为之振奋。然而，细则的“详议”却陷入了泥潭。每次会议，反对者总能提出各种“实际问题”和“潜在风险”，讨论旷日持久，难以形成共识。而当刘祎之等人试图绕过冗长讨论，直接拟订细则上呈时，立刻有御史弹劾其“专擅”、“罔顾众议”。事情就此僵住，所谓的“一月之期”，眼看就要成为一纸空文。
又如，关于西北军费筹措。边关急报，突厥、吐蕃时有异动，防秋在即，需紧急调拨钱粮军械。户部哭穷，国库空虚。革新派提出，可暂时提高部分商税，并对长安、洛阳等地富商巨贾发行“功勋债券”（李瑾之前提出的概念，类似战争国债）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此议更是捅了马蜂窝。不仅传统上反对与民争利的官员激烈反对，连许多原本中立、甚至对新政有些好感的官员，也认为此议“有损朝廷体面”、“与民争利太甚”，更有人隐隐将矛头指向了“与商贾过从甚密”的相王一系（李瑾虽不在朝，但其影响力仍在）。太子虽未直接表态，但其身边近臣已放出口风，称“东宫闻之，深以为不可，朝廷岂可效仿贩夫，行此聚敛之术？”
此事争论不休，军情却不等人。兵部尚书崔知温急得嘴角起泡，连连催促，最后武则天不得不从内帑（皇帝私人库藏）和削减部分宫中用度中挤出一些钱粮应急，但这绝非长久之计。
朝堂之上，每日充斥着类似的争吵、拖延、互相指责。高效的决策和有力的执行，变得稀缺。整个帝国的官僚机器，仿佛生锈的齿轮，在“天后—太子”这对最高权力核心的潜在角力中，发出刺耳而缓慢的摩擦声，艰难地运转着，却难以产生真正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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