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某个瞬间，也会产生一丝动摇：是否真的太过急切？是否真的伤害了太多无辜？
但旋即，更多冰冷的事实会将他拉回现实：河南道清丈受阻，地方豪强武装抗法，打死打伤税吏、衙役十余人；河北道新税法推行遇挫，旧有胥吏与地方势力勾结，阳奉阴违，导致税收反而较旧制时期下降，朝廷急需的财源几近枯竭；而西北边镇军费催逼日急，府兵制崩坏后，朝廷不得不加大募兵投入，国库捉襟见肘……这些，都是“仁政”的空谈无法解决的燃眉之急，是帝国肌体上正在溃烂流脓的伤口，拖延一刻，危险便加深一分。
他忠于谁？是忠于那个他倾注了感情、寄托了部分理想、且是法理上未来君主的太子个人？还是忠于这个他为之奋斗、试图力挽狂澜的帝国？是恪守“君为臣纲”的伦理，顺从太子（哪怕他认为太子的路线是错的）？还是坚持自己认定的、能救国的“义”（哪怕这意味著与储君对立，背负骂名）？
“君”与“国”，在儒家理想中本应一体，此刻却在他心中剧烈地冲突着。太子是“君”的象征，是法统所在。但他所坚持的“仁政”路线，在李瑾看来，却可能将“国”带入更深的危机。而他与天后所行之事，或许手段激烈，或许不完美，甚至可能“不义”（在反对者看来是“不义”），但目标却是为了保住这个“国”的根基，为“国”续命。是“从君”而可能“误国”，还是“为国”而不得不“逆君”（或至少是“逆”储君之意）？
这不仅仅是李瑾个人的困境。在相王府一系、在那些支持或理解新政的官员中，或多或少都感受着这种“忠义”撕裂的煎熬。他们中许多人也曾受儒家教育，有着“忠君”的烙印，对太子的个人品性并无恶感，甚至怀有敬意。但当他们看到积弊之深，看到不变革则国将不国时，那份对“国”的责任，对“天下”的道义，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。他们效忠的，究竟是那个具体的、可能犯错的“君”，还是那个更抽象的、需要被守护的“国”与“民”？
这日午后，李瑾独坐书房，面前摊开的，是太子前日送来的一份“手谕”抄本。这并非正式奏疏，而是以个人身份，就“近期民情”写给“九叔”的。通篇言辞恳切，充满对“民生多艰”的忧虑，列举了数条“新政”推行中“不恤民力”、“滋扰地方”的“实例”，最后以“侄”的口吻，近乎恳求地写道：“……侄每思及黎民苦状，常中夜难眠。知九叔夙夜操劳，为社稷计，然事有缓急，法有本末。以万民为刍狗，纵得强兵富国，岂是圣人之道？望九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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