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等杂职，事权归一。”
“其二，人事。天下僧官、道官（如寺观三纲、道门威仪等）之选拔、考核、迁转，除考量其宗教修为外，须增加对其‘ 通晓经义、品行端正、导人向善、拥护王化’的考绩，尤其要考察其所主持寺观，在劝课农桑（寺观附属田庄）、赈济灾荒、施医舍药、修桥铺路、教化乡里等方面有无实功。无实功或劣迹者，不得升迁，严重者可褫夺僧道籍。此举，意在引导僧道首领，不仅要做宗教领袖，更要做朝廷在地方教化的助力。”
“其三，教化，此乃关键。”李瑾加重了语气，“臣建议，可于各州县治所，择合适寺观或官学旁，由朝廷出资或督建‘ 三教同风堂’。此堂非为新建宏大庙宇，而是一处宣讲、教化之所。堂中可供奉：正中悬孔圣像（或设‘天地君亲师’位），左设释迦牟尼像（或代表‘慈悲智慧’），右设老子像（或代表‘清静无为’）。堂内定期（如朔望日、重要节庆）由地方官员主持，延请本地有名望、品行佳、通晓经义的儒生、僧侣、道士，轮流或同堂讲学。**”
“讲学内容，儒者可讲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及朝廷律令、劝农劝学；僧侣可讲《仁王经》（尤重天后御注部分）、《十善业道经》等劝善止恶、忠君报恩之内容；道士可讲《道德经》（尤重司马真人注解之治国修身部分）、《感应篇》等倡孝悌、重积德之说。三者皆需贯穿‘忠孝节义、安分守己、完粮纳税、和睦乡里’之核心。 寻常百姓，无论信佛信道或只尊儒礼，皆可来听。此堂亦可作为地方调解轻微民间纠纷、宣讲朝廷政令、表彰孝子烈妇之场所。”
“其四，监察。除常规御史台、地方刺史监察外，可建立‘僧道互察、士民举报’ 之制。允许并鼓励不同寺观、不同教派之间，依据朝廷颁布之行为规范，相互监督检举不法。 同时，允许士人、百姓向州县‘三教协调分署’派驻官或直接向御史台举报僧道不法、寺观侵民之事。查实者赏，诬告者反坐。以此形成上下内外之监督网。”
李瑾说完，将卷轴呈上。殿内一时寂静。几位宰相面露思索。这个方案，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既延续了此前“限僧策”的整肃思路，又将其扩展到对整个宗教领域的体系化管理，更提出了“三教同风堂”这样极具创见的、主动引导三教社会功能融合的实体举措。它没有强行统一三教教义，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，用国家权力引导、规范其社会行为，并将其整合进官方的教化体系，使宗教力量成为皇权延伸至基层的触手和补充。
侍中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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