君篡逆”、“囚禁天使”、“檄文辱国”的累累罪行，回顾高句丽“自前隋以来，屡叛屡降，为祸辽东”的斑斑劣迹，颂扬太宗皇帝、先帝（高宗）征讨高句丽的赫赫武功，强调此次平叛乃是“吊民伐罪”、“维护天朝纲纪”、“完成太宗未竟之业”的正义之战。文章极尽渲染之能事，将泉男生描绘成“人神共愤、天地不容”的跳梁小丑，将唐军的出征定义为“王者之师，仁义之师”。
更微妙的是，针对泉男生檄文中“女主干政，阴盛阳衰”的攻击，《大唐报》巧妙地将其与整个大唐的“国体”、“天命”捆绑在一起，声称此乃“逆贼诽谤圣朝，亵渎天威，其心可诛”，并再次强调“二圣临朝，政通人和，四夷宾服，此乃天意所归，非人力可逆”。文章最后呼吁天下臣民“同仇敌忾，支持王师，早奏凯歌”。
武则天本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，以悲愤而坚定的语气，提及高句丽之叛，尤其是对其檄文的“恶毒攻击”表示“痛心疾首”和“绝不宽宥”。在一次内廷召见心腹重臣时，她更是直言不讳：“此战，非仅讨逆，更为正名。逆贼以污言秽语，诋毁朝政，动摇人心，若不施以雷霆，天下何以知威？四夷何以知惧？此战，务要犁庭扫穴，使其片瓦不存，方能警示后来者！”
在崇佛热潮的背景下，武则天甚至授意高僧，在讲经法会中，将唐军的出征与“护法”、“降魔”联系起来。圆测法师在一次宫中法会上，就公开宣称：“高句丽逆贼，背弃王道，毁谤圣人，犹如佛经中之魔罗，阻挠正道。陛下、天后发兵征讨，乃是行菩萨之怒，以霹雳手段，显慈悲心肠，护持正法，涤荡妖氛，功德无量。” 这种将政治军事行动与宗教神圣性结合的说法，进一步为战争涂抹上了“替天行道”、“护法除魔”的正义色彩。
麟德五年（公元668年）正月，元宵刚过，寒意未消。各道兵马已基本集结完毕，粮草军械大体就位。洛阳城外，北邙山下，临时搭建的校场之上，旌旗蔽日，枪戟如林，十八万唐军精锐（含部分蕃兵）列成森严阵势，鸦雀无声，只有战马偶尔的喷鼻和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。甲胄的寒光与士兵们肃穆的面容，构成一片沉默而威严的钢铁海洋。
校场北端，高高的点将台上，皇帝李治与天后武则天并肩而坐。李治身着天子戎服，但面色依旧苍白，精神不济，主要仪式由武则天主持。武则天今日未着后服，而是穿了一身特制的、庄重而不失英气的朱红金线衮龙纹武弁服（注：唐代后妃无此正式戎服，此为艺术加工），外罩玄色大氅，头戴嵌宝金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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