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诸位口口声声‘内修德政，外夷自服’。然，修德政需钱粮，强边防需兵甲，赈灾民需仓储。钱粮兵甲从何而来？仅靠关中、河北田亩所出？贞观初，突厥兵临渭水，是修德政使其退兵，还是太宗皇帝秣马厉兵、府库充实，方使其慑服？今吐蕃日渐强盛，屡扰河西；高句丽据辽东，未完全臣服。我朝若无充足财用，无精良军械，无海外之援（如联络吐谷浑、西突厥牵制吐蕃），空谈‘修德’，能保边境安宁乎？了解四夷，开拓海路，互通有无，增我国力，正是为了更好的‘修德’、更好的‘安边’！此非消弭华夷，而是以我之强，驭夷之变！”
他巧妙地将“开拓海洋”与“增强国力”、“巩固边防”联系起来，赋予了其战略必要性。
这时，一位出身江南士族、对海外贸易颇为了解的工部郎中出列，犹豫道：“李少监所言海贸之利，下官亦有所闻。然，海路风险巨大，飓风、暗礁、海盗，皆可致船毁人亡，血本无归。且蕃商狡黠，常有以次充好、欺诈之事。朝廷若大力推动，恐有损失，且易滋生腐败。”
这个问题相对务实。李瑾点头道：“周郎中所虑甚是。海路有风险，然岂能因有风险便不食鱼？陆上丝路，不也有沙暴、匪患、羌人劫掠？关键在于如何管理，如何规避。” 他转向皇帝，“陛下，臣前策曾言，可强化市舶司，建造更坚固海船，培训专精航海、通晓番语之官吏，绘制精确海图，建立港口巡检、货物查验、公平定价之制度，并与沿海藩国订立互保商船之约。此非一蹴而就，然只要方向正确，步步为营，自可渐次降低风险，规范贸易。至于腐败，任何事务皆有，岂独海贸？关键在严刑峻法，明察秋毫。岂能因可能生疮，便自断一臂？”
他承认风险，但提出了系统性的管理解决方案，显得既有远见又务实。
萧瑀见己方攻势被一一化解，再也按捺不住，亲自出马，厉声道：“李瑾！你休要巧言令色！纵然你所言有些许道理，然道与术，孰轻孰重？圣人设教化，明礼义，乃为正人心。你所倡者，无非‘利’字当头。若天下士民皆汲汲于利，则礼义廉耻何存？父子兄弟何亲？此乃舍本逐末，败坏天下根本！纵得一时之利，必遗百世之患！此乃大道与小利之别，你岂能不知？”
萧瑀再次祭出“义利之辨”的大旗，站在道德制高点进行终极批判。这是儒家保守派最核心的武器，也是最难辩驳的，因为它诉诸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。
殿中气氛再次紧绷。所有人都看向李瑾，看他如何应对这近乎无解的“大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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