样了？”
敲门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
开门的是个女人，五十岁左右，瘦，非常瘦，穿着米色的家居服，外面披着浅灰色的开衫。头发很短，应该是化疗后新长出来的，毛茸茸的，像小动物的绒毛。她的眼睛很大，眼窝深陷，但眼神依然清澈——老林说得对，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。
“来了？”她微笑，声音很轻，带着南方人特有的软糯，虽然虚弱，但依然好听。
“来了。”老林说，声音有点哑。
他们站在门口对视了几秒。时间在那一刻折叠又展开——二十三年前的两个年轻人，穿过漫长的时间隧道，在这里重逢，一个头发花白，一个身患重病。
“进来吧，”赵心林侧身让开，“拖鞋在鞋柜里，蓝色的那双是给你的，一直留着。”
老林愣了一下，然后低头换鞋。我看见他换鞋时手指在微微发抖。
房子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温馨。客厅的窗户正对着海，虽然有些距离，但能看见一片蔚蓝。窗台上摆着几盆多肉植物，长势很好。墙上挂着几幅水彩画，都是海——清晨的海，黄昏的海，雨中的海，风平浪静的海。
“我画的，”赵心林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“生病后没事做，就画画。画得不好，但解闷。”
“好看。”我说的是真心话。那些画有种朦胧的美感，像隔着雾气看海，真实又梦幻。
我们在沙发上坐下。赵心林给我们泡茶——金骏眉，茶汤橙红透亮。她泡茶的动作很慢，但很稳，手指修长，虽然瘦，但关节处没有变形。
“你比照片上瘦，”老林看着她，眼神里有种掩饰不住的心疼，“得多吃饭。”
“吃不下，”赵心林笑笑，“化疗伤胃口。不过今天你们来，我尽量多吃点。”
她说话时一直看着老林，眼睛里有光在闪动，像海面上的波光。
接下来的两个小时，他们聊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聊。聊厦门的变化，聊北京的雾霾，聊共同认识的同学的近况——谁当了教授，谁出了国，谁离婚了，谁的孩子考上了清华。话题琐碎而安全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些深水区。
我坐在旁边，偶尔插几句话，更多时候是听，是观察。我注意到几个细节：
老林说话时，赵心林会微微前倾身体，像要听得更清楚；赵心林咳嗽时，老林会立刻递上纸巾和水；他们的目光时常相遇，然后快速移开，像两个害羞的青少年；老林的手指一直在转动那枚戒指，转到刻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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