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有节奏上的批评，但《景行志》在人物塑造上获得的赞誉是压倒性的。最大的突破在于，它没有回避李宇轩身上最核心的矛盾。
剧中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他对少东家那种夹杂着知遇之恩、主仆之谊、政治认同和个人忠诚的复杂情感。一场关键戏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：少东家回到金陵，召见李宇轩。书房里，少东家背对镜头，声音疲惫：“景行，所有人都可能背叛我，你不会，对吗？”李宇轩站立良久，回答：“少东家，宇轩此生，不负国家，不负袍泽，亦不负少东家知遇。”这句话的每个字都重若千钧，背后是即将到来的巨大历史考验。
而对这“不负国家”与“不负少东家”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，剧集也没有简化。解放战争初期，作为东南最高长官，李宇轩多次接到“清剿”命令。剧中展现了他如何运用拖延、虚报、甚至故意泄露情报等方式，避免与解放军主力决战，同时又要应付金陵方面的催逼和同僚的猜疑。一场与心腹将领的深夜对话点明了他的困境：“这仗不能再打了，国人打国人，亲者痛，仇者快。但少东家于我有恩，我不能公然抗命……两难啊。”
这种“两难”贯穿了他1949年前的抉择。剧集同样没有回避他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历史责任，但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人性视角下：一个试图在历史夹缝中保全更多生命、减少破坏的旧式军人。他下令释放政治犯、暗中传递情报、最终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放下武器，这些行为既有爱国情怀，也有人道主义考量，同时也有保全部下和百姓的现实算计。角色因而摆脱了非黑即白的脸谱，成为一个在时代巨变中努力把握方向、却常感无力的悲剧性人物。
群像塑造是另一大亮点。国共两党人物不再是背景板或对立面，而是有着各自立场、性格和情感的个体。那位与李宇轩在山城谈判期间的一次非正式会面，拍得颇有韵味：两人回忆起星城第一师范的往事，他称“李老当年一堂课，让我想了半个月”，李则感叹“你当年的问题，如今看来，都是关乎华夏命运的大问题”。没有剑拔弩张，只有历经沧桑后的互相审视与隐含的尊重。
秋天与李宇轩的几次互动，则突出了超越党派的情谊与默契。一场戏是抗战期间，秋天作为中共代表到第三战区协调作战，李宇轩私下对他说：“秋天，你们在敌后的仗，打得苦。我这里有些多余的药品和电台零件，你设法带回去。”秋天握住他的手：“景行兄，这份情，我党记下了。”简短对话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最动人的群像戏之一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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