抬头。
“陆时衍在哪？”
董婉贞说：“在城西墓园。”
苏砚站起来。
大衣在椅背上挂着。
她没穿。
推门出去。
雪停了。
城西墓园。
陆时衍站在第七排。
薛父薛母的墓碑前。
那束白菊已经谢了，干枯的花瓣被雪压进泥土里。
他把那枚硬盘从内袋取出来。
不是作为遗物。
不是作为纪念。
是作为他替她保管的、她不敢取回的那部分自己。
他把硬盘搁在墓碑基座上。
让它靠着那束枯萎的花。
“薛紫英。”他开口。
风停了。
雪停了。
整片墓园静得像那年她第一次站在法庭上，说完“没有了”之后。
法官敲下法槌。
全场肃静。
她一个人站在那里。
背脊挺直。
像今天他面前的这块碑。
“你爸收到了。”他说。
他顿了顿。
“那束白菊。”
“还有你七年前没敢放下的道歉。”
他把手插进大衣内袋。
摸到那张折成方块的纸。
没有拿出来。
他只是隔着布料按着它。
像按着一个人七年来不敢寄出的所有信件。
“你妈还在老家。”
他说。
“她不知道你在布鲁塞尔。”
“她只说你今年过年会回来。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
“她给你织了一条红围巾。”
“放在你卧室的床头。”
他没有再说下去。
风重新起了。
从墓园西边的松林穿过来，把墓碑前的残雪卷起细小的漩涡。
那枚硬盘还搁在基座上。
荧光标签在暮色里亮着。
20241109。
七年后。
她离开的那天。
他把手从内袋抽出来。
转身。
沿着来时的石阶往下走。
这一次他回头了。
隔着三十级台阶。
隔着七年三千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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