剑桥市的初雪来得悄无声息，却在我们团队内部掀起了一场风暴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手中拿着艾米莉的辞职信，感觉窗外的雪花都带着寒意。
“谷歌给了三倍的薪水，还有更大的研究自由度，”艾米莉避开我的目光，“抱歉，林，我无法拒绝这样的机会。”
这已经是三个月来第三位核心成员的离开。先是 Raj接受了一家制药巨头的高管职位，然后是田中回到日本领导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，现在轮到艾米莉。
“这就是创业的现实，”方舟试图安慰我，“大公司的诱惑太大了。”
但我知道问题不止于此。自从公司规模扩大后，我们不得不把更多精力放在管理和融资上，真正的研究时间被不断压缩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为了满足投资人的要求，我们开始追求更快的产品迭代，而不是更深度的科学探索。
弗洛伊德老师观察着团队的动荡，语气中带着理解的沉重：“在我的诊所里，也曾经有助手因为看不到前景而离开。追求真理的道路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坚持到最后。”
危机在周一的团队会议上爆发。当我把下一季度的商业目标展示出来时，苏晴直接站了起来：
“我们正在变成一个普通的科技公司！还记得我们最初的愿景吗？‘用科学理解心灵，用技术治愈创伤’，可现在呢？我们在讨论用户增长率和市场份额！”
会议室陷入尴尬的沉默。陈浩轻声补充：“苏晴说得对，我已经三个月没有进过实验室了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独自留在办公室，翻看团队初创时的照片。照片上，我们挤在狭小的实验室里，脸上带着理想主义的光芒。而现在，虽然坐在宽敞的办公楼里，却失去了当初的那份纯粹。
“你迷失了方向，小今。”弗洛伊德老师一针见血地说。
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李教授的一通越洋电话：“我听说了你们团队的情况。作为你的老师，我必须提醒你：不要为了规模而牺牲深度。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可以同时是优秀的企业家，但前提是永远记得自己为什么开始。”
那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凌晨三点，我起身给团队每个成员写了一封长邮件，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邀请大家第二天重新讨论公司方向。
第二天早上，当我忐忑地走进会议室，发现所有人都到齐了，包括已经提出辞职的艾米莉。
“我推迟了谷歌的入职，”艾米莉说，“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”
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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