潮，从未真正断绝。
这便是那位同学疑问的由来。”
他端起茶杯，润了润喉咙，开始描绘那“闭关”叙事下的另一番图景：
“先说贸易。
广州一口通商，固然是垄断，是限制，但这唯一的‘口子’，却因其垄断，而异常繁荣，甚至畸形繁荣。
‘十三行’富可敌国，绝非虚言。
欧洲人对茶叶、丝绸、瓷器的渴求近乎狂热，而中国在很长时期内，只需端坐，便有白银如潮水般涌入，形成巨大的贸易顺差。
这能叫‘关闭’吗？
这更像是一种高度垄断和管制的单点开放，朝廷在此坐收渔利，行商在此富甲天下，洋人在此购销两旺。
至于东南沿海，从福建到浙江，走私贸易更是暗流汹涌，‘海禁’愈严，走私愈炽。
‘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’，‘官有官道，民有民路’。
朝廷的‘闭关’与民间的‘闯关’，始终如影随形，这是中国千百年来‘天高皇帝远’的现实政治生态使然。”
“再说人流、物流。
西洋的自鸣钟、玻璃镜、哔叽呢绒，早已进入达官显贵的厅堂；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，也曾救过康熙皇帝的命。
广州商馆区，常年有碧眼虬髯的商人居住；澳门、广州，始终有传教士活动，或明或暗。
康熙时，宫廷里有西洋画师郎世宁；乾隆时，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，带着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准的仪器礼品，远渡重洋来到北京，虽因礼仪之争未能达成外交目的，但其带来的信息冲击，不容小觑。
甚至，在鸦片战争前夜，林则徐、魏源、徐继畬等有识之士，已开始‘开眼看世界’，编纂《海国图志》、《瀛寰志略》。
他们思想的火花，难道不是透过那看似严密的铁幕缝隙，艰难汲取而来的吗？”
谌先生列举着这些史实，声音平缓，却自有力量。
他描绘的，是一个远比“闭关锁国”四字复杂、生动、也更具张力的历史场景。
在那里，贸易在限制中繁荣，思想在禁锢中萌蘖，交流在阻隔中顽强地寻找着缝隙。
“那么，”
谌先生的声音陡然变得严肃而沉重，“既然有如此这般的往来接触，既然并非绝对的铜墙铁壁，为何我们依然要严厉批判清廷‘闭关锁国’？
为何这口黑锅，它终究是卸不掉的？”
他停顿，目光如电，扫过台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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