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。
一位是《奉阳晚报》的王牌记者李建，四十来岁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眼神里透着一股职业性的审视。另一位是《奉省广播电视报》的赵敏，三十出头，短发，显得精明干练。
简单的寒暄过后，二人正式开始采访。
起初，话题围绕着江振邦的个人经历展开。
“江董，二十一岁的国营厂厂长，我打听过了，纵观全国都是仅此一例！虽然当时锦红厂的情况不容乐观，如今兴科的成绩，也证明了你的能力。”
“但我还是很奇怪，今年八月份，你刚刚大学毕业，是怎么做上这个厂长的呢？”
李建推了推眼镜，问的很直接，但他又补充道：“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清楚，报道上也要写明白，否则会引发负面舆论的，读者和观众，会以为当地政府在大学生分配上存在黑幕，对你本人也有害，我们还不如不宣传。”
“理解。”
江振邦笑了笑，如实答道：“我毕业后没有第一时间分配工作，而是用近两个月的时间下基层，写了一份县域经济的调研报告，兴宁十五家国营厂我都走遍了。”
“当我到锦红厂调研时，厂党委书记陈玉彬亲自接待了我，因为我的专业就是学电子的，厂里缺乏这方面的技术人才，陈书记诚挚邀请我留在厂里工作。”
“我虽然没有立刻答应，但还是给陈书记出了些主意，陈玉彬书记觉得很有道理，对我非常欣赏，这是前因。”
“后来，我写完了那份县域经济的调研报告，拿着它，我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，斗胆去见了兴宁市的刘学义市长，经过刘市长，我又见到了孙国强书记。”
江振邦删删减减，用春秋笔法将来龙去脉讲了一遍：
“两位领导非常有格局，不仅没有觉得我写的报告是高谈阔论、空中楼阁，反而十分看重。我本人就此被分配到市委办和国资局，在政府和党委两个口都担任职务，并与各局一把手，共同推行兴宁市国企改革的工作。”
“锦红厂的陈玉彬书记第一个响应国企改革的号召，搞了一个聘任制厂长，并开了一个职工代表大会，邀请我去锦红厂当厂长，经市委市政府谨慎研究，同意了他们的聘任决定……”
“但我本人收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震惊，有点想说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，但书记和市长说了，你是党员，又是全兴宁唯一一个电子专业大学生，你不来干谁来干？”
“我想，既然无论是厂子还是组织都想让我挑起这个担子，那我索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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