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雪，终于在午后时分停了。灰白的天光透过玻璃，将房间照得一片澄明，与昨天讲述矿谣时的幽暗氛围截然不同。今天是周末，磊磊没有去幼儿园。
磊磊喝光了杯子里的热牛奶，嘴边挂着一圈可爱的“白胡子”，他仰头问我：“太爷爷，你认识的那个萨满爷爷那么厉害，他后来呢？他一直都在村子里吗？”
“没有一直都在。”我缓缓摇头，目光投向窗外被积雪覆盖的、线条硬朗的城市天际线，“他就像这冬天的老松树，看着结实，可该倒的时候，也就倒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他说过一些话，一些当时没人懂，后来都应验了的话。”
矿难那件事之后，我往额尔敦爷爷那个山坡上的木刻楞（木屋）跑得更勤了。一方面是娘让我多送点东西，感念他的救命之恩；另一方面，是我自己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好奇，像草芽一样，顶着冻土往外钻。
他那屋子总是很暗，带着一股陈年木头、草药和香火的混合气味，闻久了，让人心里莫名安静。他话不多，大多时候只是沉默地整理那些风干的草药，或者擦拭他那几件法器——皮鼓、腰铃、还有一串不知什么野兽的牙齿。
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问他：“额尔敦爷爷，您真能和山神说话吗？”
他停下擦拭皮鼓的手，抬起那双清亮得不像老人的眼睛看着我，笑了笑，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沧桑：“山子，山神不说话，至少不像人这样说话。”
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又指了指窗外绵延的群山：“他用风告诉你天要变，用雪盖住受伤的林子让它休养，用野兽的踪迹指引猎人，也用灾难惩罚贪婪的人。我们萨满，不是命令神灵的人，是倾听这片土地声音的人，是天地和人之间的……传话人。”
那时我似懂非懂。直到有一次，大概是我八九岁那年，一个夏天的傍晚。我给他送新挖的野菜去，他正坐在木墩上，望着东南方向出神。那个方向，越过层层山峦，是“新京”（长春），是“满洲国”的“首都”，是日本人权力最盛的地方。
他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，眼神里有种我从未见过的沉重。
“山子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低沉得像远处的闷雷，“你记住爷爷今天的话。快了……东南边的那面太阳旗，就要落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心里有些欢喜：“真的？日本人要走了？”
“旗子落，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”他转过头，目光如电般钉在我脸上，“这旗子不是自己掉下来的，是被人用刀枪、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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