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四年三月，武陵山的春天来得迟，但车间里那台德国磨床已经连续运转了五十六天。DG-300的机床灰漆面上蒙了一层极细的油雾，操作面板的按键边缘开始发亮——那是无数手指反复触摸的痕迹。旁边的生产记录板上，红色的数字每天更新：已完成德国订单拉刀8把，合格7把，报废1把。
报废的那把是第三把。原因不是机床问题，也不是操作问题，是材料——德国发来的第二批棒料中，有一根内部有肉眼不可见的微小夹杂物。精磨到最后一刀时，夹杂物崩出，在刃面上留下一个0.001毫米深的凹坑。按照验收标准，这就是废品。
“七千马克。”陈德海看着报废报告上的数字换算，手在抖，“就这么没了。”
“材料问题，不是我们的责任。”技术科长老周说，“按合同，我们可以向克劳斯公司索赔。”
“但不能索赔。”谢继远放下报告，“施密特工程师离开前说过，他们这批材料是从意大利分包商采购的，本身就有风险。如果我们索赔，可能影响后续合作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下来。窗外，山桃花开了几朵，在料峭的春风里瑟瑟发抖。车间的排风扇把煤油冷却液的气味送进来，混着初春泥土的腥气。
“所以我们要自己消化这个损失。”陈德海的声音发苦，“一把刀的成本，材料占百分之四十，砂轮占百分之三十，工时占百分之三十。七千马克，合一万七千人民币——咱们厂现在账上的流动资金，也就这个数。”
这不是账本上的数字，是压在每个人心上的石头。德国订单带来希望，但质量的严苛要求，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每一把刀的报废，都可能让这个刚刚起步的事业夭折。
“问题不在这一把刀。”谢继远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“问题在于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掌握材料检测的主动权。德国人给什么料，我们用什么料。好，我们就成；不好，我们就废。这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“可我们能怎么办？”老周推了推眼镜，“材料分析需要光谱仪、金相显微镜、硬度计……一套下来，最少二十万。咱们买不起。”
“买不起设备，就建立方法。”谢继远转过身，“王师傅不是能用耳朵听出轴承预紧力偏差吗？能不能也用土办法，在加工前判断材料有没有问题？”
他把问题带到了车间。
王有才正带着徒弟赵建国调试新到的立方氮化硼砂轮——这批是从香港辗转买到的日本货，一片就要一千二百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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