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的春天，来得格外迟缓而阴郁。武汉三镇虽已光复数月，但笼罩在这座临时首都上空的，并非万象更新的蓬勃朝气，而是一种日益凝重、令人窒息的低气压。迁都带来的权力重组、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、以及因北伐暂缓而凸显的内部路线分歧，如同无数条隐形的裂痕，在革命阵营内部迅速蔓延、加深。
谢文渊的腿伤在精心调养下，总算勉强能够脱离拐杖，进行短距离的慢行，但阴雨天依旧会隐隐作痛，留下永久性的创伤。他被安排进入设在武昌原两湖书院的军官教导团（为安置伤愈及轮训军官而设）短期学习，名义上是“深造”，实则带有几分观察和“冷却”的意味。这所昔日的千年学府，如今充斥着戎装的军官，朗朗书声被政治辩论和军事研讨所取代，但空气中同样弥漫着那种无所不在的、令人不安的压抑感。
课堂之上，教官们讲授的军事战术、战役分析，谢文渊尚能凝神倾听，并结合自身实战经验加以印证思考。他依旧是那个对军事有着本能领悟力和责任感的军官。然而，一旦课程转入政治理论、时事分析，课堂的气氛便瞬间变得微妙而紧张起来。
支持“激进革命”，强调“工农联盟”、“土地革命”的激昂言论，与主张“稳健秩序”，强调“政治统一”、“限制过火行为”的保守观点，时常在课堂上针锋相对，争论不休。教官们的立场也往往隐晦地偏向某一方，措辞谨慎，却又能让有心人听出弦外之音。谢文渊大多时候沉默地坐在后排，眉头紧锁。他听着那些曾经在黄埔军校、在东征北伐路上鼓舞人心的口号，如今却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解读，甚至成了相互攻击的武器，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荒谬感和撕裂感。
他越发频繁地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。赵铁柱临死前骂的是“狗军阀”，陈石头高喊的是“革命万岁”，周水生扑向堡垒时想的是“打倒列强除军阀”。他们为之献出生命的，是一个清晰而共同的目标。可现在，这个目标似乎正在变得模糊、分裂。如果革命的方向本身都产生了歧义，那么他们流淌的鲜血，究竟浇灌了怎样的果实？
课余时间，他常常独自一人，踱步到书院后院的荷花池畔。池水尚未解冻，残荷枯立，一派萧瑟。他摩挲着怀中那方冰凉的紫石砚，仿佛能从这千年文脉的象征物中，汲取一丝面对现实迷惘的定力。他想起了父亲谢明远，那个在辛亥年变卖家产资助革命的教书先生，若他看到今日革命阵营内部如此景象，又会作何感想？是痛心疾首，还是依然坚信那条“救国”之路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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